刊载于《财富管理》杂志 2&3 月刊

中国的高净值客户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家族与其企业由此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但是近些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家族面临所有权更迭、世代交替、转型升级、全面合规四期叠加的多重挑战，他们越来越发现单一的国家/地区资源难以满足其多元化的诉求。

全球划分为多个国家/地区，在法律规定、金融制度、人口结构、经济状况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家族（企业）已经有视野、能力和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上调度和享受最为丰富和广泛的资源，通过全球化来获取各种优势资源，满足家族与企业发展诉求，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根据笔者多年的服务经验来看，中国家族（企业）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深度全球化的阶段，包括业务、架构、身份和资产在内的四大领域同步协调推进，以此来实现家族（企业）多种多样的复杂诉求。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多种变化

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关键方面的变化：

业务的全球化往往是家族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转型也将带来作为企业股东/雇员的家族与家族成员的一系列角色、身份、职责与规划的转变。

顶层结构的全球化重构与优化

图1：典型的在岸、中岸与离岸结合的跨境顶层结构

家族顶层结构的目标往往是在对家族利益的保障基础上，是既能够实现资本在不同地域的无障碍的流通，又能够将不同国家地域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归总和控制。

特别在CRS/FACTA法案，以及中国境内的新税法下，全球身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格的披露、合规与缴纳等税务责任。

家族财富管理的科学投资组合是一个多元资产组合金字塔，包括了不同货币、不同地域及不同资产类型，并有专门的资产管理人监控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配置战略与战术。

以上变化是随着家族不断深入全球化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是现阶段家族企业与家族成员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除了每个垂直领域所需要的知识与经验，这些变化还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

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化的“连锁反应”促使家族的潜在问题浮出水面。

比如在企业家因企业全球化发展或海外上市而对顶层结构进行重构的时候，家族成员的角色也会发生新的变化，家族的世代交替及所有权更迭问题也一并成为顶层结构设计过程中的考量要素。

如一代企业家已经明确了二代接班人的人选，但是目前仍然由于二代的能力、婚姻或个人嗜好等原因，担心因为所有权的更迭为家族整体财富带来风险，导致传承交接班迟迟不能完成，而第一代企业家的人身风险也高悬在头，如果不及时安排，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变数与问题。

因此在企业家因为全球化去做顶层结构重构的时候，超越企业需要的家族需要往往也是顶层结构设计的关键因素，充分运用类似家族信托这样比较精妙复杂的所有权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境内的顶层结构为例，完全可以使用境内股权信托结合家族有限合伙企业的结构来代替自然人持股。除了结构层面，机制层面的设计也是保障实现信托目的的重要环节。

成立信托后，大家长（Patriarch）可以通过在信托层面担任保护人和投资管理人并辅以相应机制，以及在下一层的家族有限合伙当中担任一般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简称GP）来实现对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而家族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只是在信托做受益人，自身的风险（个人不良嗜好、婚姻等）都无法对家族财富带来影响。如果大家长发生意外的时候，也可以将设定好的继任机制在信托里安排好。

比如，可以让家族二代接班人作为继任的保护人和投资管理人，但是这里会设计成多个保护人的保护人委员会或投资管理人委员会，而其他成员可能是家族的其他核心家族成员，在机制上来监督和制衡接班人，避免二代权力过大会对家族财富带来不利影响。（图2）

而境外的信托安排则可以选择现代信托立法比较完善的设立地，成立权力保留类信托，同样可以运用保护人和投资管理人，以及结合下层离岸公司的董事等机制安排来做到和境内信托类似的功能。（图3）

图3：境外信托的基本架构和角色安排

在顶层结构设计和重构的过程中，本质上是需要将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进行有效的分离和配置，通过不同的机制实现在不同条件下给予不同的角色的方式，来实现信托的既定目的。

变化并非独立存在，互相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家族的顶层结构往往与家族全球身份密切相连，不同的身份匹配着不同的法律与税务规则，可能导致不同的顶层结构带来不同的后果。

文中提到家族进行身份安排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生活条件优越的地方，但往往这些国家也是高税务地区。以美国为例，当家族成员获取得了美国身份之后，就要面临全球收入缴税的责任，不仅税率高，而且也会包含类似赠与税、遗产税这种与财富转移挂钩的税种。这样身份的家族成员如果在顶层结构直接持股或者没有经过精心筹划直接参与到家族信托当中的话，都会给整个家族财富带来严重的税务负担。所以在顶层结构重构和设计的时候，家族成员的税务身份又成为新的重要因素。

针对美国身份的家族成员而言，外国财产授予人信托（Foreign Grantor Trust，简称FGT）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工具。（图4）

图4：外国财产授予人信托的基本架构和角色安排

简而言之，FGT的信托类型，是以非美税籍的委托人（财产授予人）设立的外国信托（主要指运营管理或法院管辖不在美国境内），该信托受托人对于非来源于美国的收入一般无需向美国支付税项，该信托对于向美国税籍的受益人进行的信托利益分配依法无需向美国支付税项。

但是为了享受这样的税务效果，极有可能作为非美国身份的委托人作为设立人是要在家族信托中保留财产的可撤回权力，这会严重影响到家族信托的风险隔离效果，同时如果设立人离世的话，家族信托会转变成为境外非授予人信托 (Foreign Non-Grantor Trust)，结合美国税法的回溯原则（Throw Back Rule）会让整个家族财富又面临更为糟糕的税务待遇。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思路就是可以利用子信托的方式，也就是用非美家族成员成立一个FGT作为家族主信托的受益人，这样就能兼顾对涉美身份家族成员的税务优化又不威胁到整体的家族财富安全。

类似的，家族业务的全球化与家族金融资产的全球科学配置也往往高度关联。同样作为家族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既有互补，又有差异。

家族金融资产往往来自于实业满足家族需要，是家族向企业的索取，但通过分红的方式会侵蚀企业的现金流，通过卖股的方式则会威胁到企业的控制权，在家族向企业索取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到资本的平衡，即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资金需要与控制权的长久保持，否则可能会导致“杀鸡取卵”的短视恶果。

家族的金融资产又由于其脱离了企业主体，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具备了多元化的能力，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方式成为家族整体财富的安全垫。此时，在家族投资政策声明书（Investment Policy Statement,简称IPS) 指导下的科学的资产配置，会成为家族成功的多元化投资的重要保障。

特别是通过与家族主业在地域、币种与行业上的低/负相关性配置，可以降低家族整体财富受企业所在的经济体或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风险。

以2020年中国遭遇的冠状病毒疫情现实情况为例，很多现金流健康并且号称不需要上市的企业都因业务的超预期下滑亮起了红灯。如果家族拥有一个科学配置的金融资产全球投资组合，可以很显著的避免中国经济放缓与企业业绩下滑对家族整体财富造成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一稳健的投资组合可以“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在企业面临危机时，家族可以重新以股东注资或贷款的方式支持企业渡过难关，成为家族财富的坚实堡垒。

总结来说，中国家族（企业）的深度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综合解决方案，涉及法律、税务、金融、治理等各个专业领域，也不足以满足现有家族（企业）的需求，深度全球化对家族财富管理的从业者提出了具备多专业、多法域解决方案的设计筹划和落地能力等要求。

业务、架构、身份、资产的同步协同推进，牵一发动全身，一环紧扣一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方式不仅可能“治标不治本”，更有可能创造新的问题和陷阱。

家族并不缺少各领域的专家，更亟需的是拥有全局视角和整体统筹能力的引领者。而这个家族财富管理的引领者，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家族的辅佐者，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家族（企业）的保护、管理与传承，除了专业能力，还需要理解家族需求，始终站在家族的立场，给予长久的陪伴和服务。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家族办公室也的确是担任这个角色的最优人选。

蒋松丞 

和丰家族办公室创始合伙人 

和丰家族办公室首席财富管理专家 

中国家族力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来源：WEALTH财富管理（wealthmanagement2014），作者：蒋松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