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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家族财富管理中，家族智慧的发现与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家族智慧固然重要，但没有专业价值的导入肯定是不行的。大量的案例充分证明，即使依据家族智慧作出了“对”的选择，但在没有专业支持的情况下，也不见得能取得“对”的效果。

早期中国家族设立境内（外）家族信托的通常路径与应有的信托构建逻辑是不一致的。正确的做法是家族与信托顾问根据家族的情况与意愿，确定家族信托的所有权结构，权利机制、制约机制、投资机制、分配机制、调整机制及退出机制等核心要素及信托框架后，再去遴选最契合的受托人设立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就是家族一个虚拟的“房子”，与建造一个房子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作为业主方的您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向施工单位提一些标准与要求？如何确定您自己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呢？标准和要求确定后，是不是需要就建筑工程合同中的商务条款与技术条款和施工单位进行谈判呢？

即使不谈家族信托设计安排中的专业价值，请问有多少家族可以完整读懂1万至2万字符的英文版家族信托文件？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家族信托法律文件、真正了解这些安排的法律后果？

家族信托这个“房子”比一个真正的房子更重要、更久远、更复杂，如此重大事务中缺失专业价值的支撑是极为不明智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专业能力是对专业人士而言的，而专业价值是对家族而言的。无法真正有效导入的专业能力对家族而言毫无意义，所以如何实现专业能力的导入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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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没有完整的逻辑，更不成体系，但家族创造了很多财富管理的“土办法”，往往是以约定俗成的非正式方式呈现的，实用性很强，而且仔细推演起来和一些专业财富管理逻辑也是非常契合的。

一个非常成功的家族，为了避免父子两代人可能的冲突对重大决策的影响，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安排：在重大事项表决中，第一代持有30%表决权，第二代持有30%表决权，职业经理人团队持有40%表决权。

另一个知名企业家早年将家族财富分成了七等份：其中赠给四个子女各一份，太太保留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另外留有一份家族共有。家族共有的这一份用以支持家族共同事务，并作为家族成员的最终保障。他和太太离世后，将各自拥有的份额并入家族共有的部分。

第一个家族发现了影响家族发展的重要路障之一，就是家族的决策机制，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家族成员之间也是力图通过机制的确定去寻求家族代际成员间的权利平衡，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环节；此外，家族通过第三方力量——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去平衡家族成员间的立场与冲突，这个尝试在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家族实际上设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意义上的家族基金。在这个安排下，不仅可以明显看出家族在财富传承中对家族成员长期保障与支持的关注；同时也看到明显的平等分产，分而传之的传统理念；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分”的同时，家族意识到了“合”的价值。

能够创造或保有财富的家族一定有很多过人之处值得学习，一定有一些独有的经验与品质值得总结和提炼，其中的共性就会被提升为工具、技术与逻辑。家族智慧就是一种源动力，很多家族财富管理工具、治理技术及顶层结构的逻辑，都是来源于境内外家族智慧的“蓝图”。

尊重家族智慧的价值，尊重家族的选择，这两点是特别要铭记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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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对结构性工具与非结构性工具进行大轮廓的比较，会觉得比较抽象，未必深刻；而站在具体的工具层面进行比较，会觉得更具象，对工具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让我们在选择和运用工具时更加准确和有效。以遗嘱信托和遗嘱或者遗赠这两个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工具进行比较就非常直观。

遗嘱信托作为结构性工具，具有隔离性、集中性、可靠性、稳定性、定制性及确定性的特点，在家族诉求的充分实现及风险管理的安全上是不容置疑的。换句话说，遗嘱只能解决如何“传”的意思表达，而遗嘱信托实现的不仅是如何“传”的问题，也同时实现了如何“管”的具体安排。这是两个工具根本上的区别。

遗嘱信托与遗嘱或遗赠的直接比较，不仅会发现二者的差异，而且我们会很轻易地想象到二者不同的运用场景。

信托成立时间是以立遗嘱人死亡还是以受托人承诺信托时间确认？受益人放弃受益权或受益人死亡，相应受益权对应财产权益的归属？信托安排与继承法“特留份”等制度相冲突的法律后果？受托人无法承诺信托的后果？自然人受托人及机构受托人的选择与比较？遗嘱信托的效力与信托登记？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解决，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工具价值的比较。

正是因为遗嘱信托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才导致上述问题的提出。如果以生前信托与遗嘱或遗赠进行比较，上述疑问大多数可能就不存在了。这就涉及到工具运用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工具的运用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局限。

进行深入比较的目的，不是肯定这个工具或否定那个工具，而是强调我们要真正地认识各类工具。既要认识工具价值能力的差异，同时也了解在实现特定目的或适用不同对象之间运用效果层面的区别。

只有关注结构性工具的核心价值，只有在财富管理解决方案中有效运用结构性工具，家族才可能真正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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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家族控股公司、家族有限合伙及家族特殊目的公司等主要结构性工具的核心价值能力是有先天差异的，主要体现在隔离性、集中性及定制性，且差异比想象的要大。这里的差异是工具本身，而并未包括在人的运用能力上的差异。工具运用及安排技术的“高”与“低”会对价值能力产生强化或弱化的作用。

比较下来会发现，在隔离性、集中性及定制性上的比较优势，是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往往被作为顶层结构工具适用的根本原因。这两个工具的隔离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实现了工具与外部的隔离，工具内部的隔离也是更清晰的；而由于隔离性较强，产生流动性的可能相对较低，集中性则受到了强化。同时，这两个工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存在较大的定制空间。

家族控股公司也是我们在境内外一直倡导的，这个工具的隔离性、集中性都是具备的，不论经营性资产是否置入家族信托或家族基金会，境内外家族控股公司的构建都是必要的。

家族有限合伙与家族控股公司是一个层面的结构性工具，二者的隔离性及定制性价值是比较接近的，但在集中性上存在差异，家族有限合伙似乎更易于进行控制权的集中。

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下一层面的结构性工具，基于特定的目的实现特定的功能或持有特定的资产。这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往往是为了持有、交易及退出的方便，当然也会考虑可能的风险隔离等因素。

基于这五种常用的结构性工具其核心价值能力存在的差异，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特定工具的特定运用场景，并逐步形成了家族信托及家族基金会，家族控股公司及家族有限合伙，以及家族特殊目的公司等三个层次的工具格局，并进而形成了三个层次工具的组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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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工具的共同逻辑是：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结构，是一个拟制的“人”，对外的法律地位及内部结构与机制有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与“自然人”拉开了距离，或者说从某一个层面上可以摆脱“自然人”的束缚。

既然这些法律结构是一个拟制的“人”，就可以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独立行使相应的权利。责任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相对有限的，可以起到必要的风险隔离作用。

法律结构可以起到集中的作用，将多个“人”的多个分散“意志”、多个分散“权益”集中起来，以结构的意志代替分散的意志，以结构的权益代替分散的权益。

法律结构也是相对“稳定”的。依法受保护的法律结构不仅具有受保护的“权利外观”，依法构建的内部结构与机制也有“规矩”可循；法律结构通常可以持久地存在，不受生命长度的限制，或者说生命长度可以由我们确定或决定，这也是一个层面的稳定。

法律结构内部一定有“人”或者“角色”，也一定涉及到“权益”。在不同的法律结构中，通常法律已经设定了特定治理模式，完全可以构成一个“人”的关系与“权益”关系的“骨架”，确定了特定法律结构的价值底线。此时法律智慧代替了“人”的智慧；同时，通常法律又会给“人”以相对的自治空间，由“人”的智慧弥补法律智慧的“高冷”与空白，这又生成了法律结构的“血脉”，这种自治让法律结构有了“生气”与“灵魂”。

这二者的并行不悖使得不同的法律结构不仅相对“更可靠”，还可通过“定制”满足特定的“人”的诉求。

结构性工具也是一种“看的见”的安排，结构性工具对目标的实现是相对确定的，这是由结构性工具的隔离性、集中性、稳定性、可靠性与定制性所决定的，所以“确定性”也是结构性工具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