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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家族控股公司、家族有限合伙及家族特殊目的公司等主要结构性工具的核心价值能力是有先天差异的，主要体现在隔离性、集中性及定制性，且差异比想象的要大。这里的差异是工具本身，而并未包括在人的运用能力上的差异。工具运用及安排技术的“高”与“低”会对价值能力产生强化或弱化的作用。

比较下来会发现，在隔离性、集中性及定制性上的比较优势，是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往往被作为顶层结构工具适用的根本原因。这两个工具的隔离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实现了工具与外部的隔离，工具内部的隔离也是更清晰的；而由于隔离性较强，产生流动性的可能相对较低，集中性则受到了强化。同时，这两个工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存在较大的定制空间。

家族控股公司也是我们在境内外一直倡导的，这个工具的隔离性、集中性都是具备的，不论经营性资产是否置入家族信托或家族基金会，境内外家族控股公司的构建都是必要的。

家族有限合伙与家族控股公司是一个层面的结构性工具，二者的隔离性及定制性价值是比较接近的，但在集中性上存在差异，家族有限合伙似乎更易于进行控制权的集中。

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下一层面的结构性工具，基于特定的目的实现特定的功能或持有特定的资产。这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往往是为了持有、交易及退出的方便，当然也会考虑可能的风险隔离等因素。

基于这五种常用的结构性工具其核心价值能力存在的差异，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特定工具的特定运用场景，并逐步形成了家族信托及家族基金会，家族控股公司及家族有限合伙，以及家族特殊目的公司等三个层次的工具格局，并进而形成了三个层次工具的组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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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工具的共同逻辑是：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结构，是一个拟制的“人”，对外的法律地位及内部结构与机制有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与“自然人”拉开了距离，或者说从某一个层面上可以摆脱“自然人”的束缚。

既然这些法律结构是一个拟制的“人”，就可以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独立行使相应的权利。责任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相对有限的，可以起到必要的风险隔离作用。

法律结构可以起到集中的作用，将多个“人”的多个分散“意志”、多个分散“权益”集中起来，以结构的意志代替分散的意志，以结构的权益代替分散的权益。

法律结构也是相对“稳定”的。依法受保护的法律结构不仅具有受保护的“权利外观”，依法构建的内部结构与机制也有“规矩”可循；法律结构通常可以持久地存在，不受生命长度的限制，或者说生命长度可以由我们确定或决定，这也是一个层面的稳定。

法律结构内部一定有“人”或者“角色”，也一定涉及到“权益”。在不同的法律结构中，通常法律已经设定了特定治理模式，完全可以构成一个“人”的关系与“权益”关系的“骨架”，确定了特定法律结构的价值底线。此时法律智慧代替了“人”的智慧；同时，通常法律又会给“人”以相对的自治空间，由“人”的智慧弥补法律智慧的“高冷”与空白，这又生成了法律结构的“血脉”，这种自治让法律结构有了“生气”与“灵魂”。

这二者的并行不悖使得不同的法律结构不仅相对“更可靠”，还可通过“定制”满足特定的“人”的诉求。

结构性工具也是一种“看的见”的安排，结构性工具对目标的实现是相对确定的，这是由结构性工具的隔离性、集中性、稳定性、可靠性与定制性所决定的，所以“确定性”也是结构性工具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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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水”不同方式的结合，这是面食制作的逻辑起点；面食制作需要一些必备工具，也需要一些基础性工具，可能还需要一些特殊工具；不同的面适宜制作不同的面食；不同的面食又有特定的制作工艺；同样的面食又可根据人的需要制作出不同的花样来。

其实“面食”的逻辑与财富管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就财富管理来讲，逻辑起点是什么？财富与愿望！只有财富没有愿望，或者只有愿望没有财富，都不需要财富管理，就如同面食中“面”与“水”的关系一样。

1、无论是各类结构性工具，还是各类非结构性工具，工具之间本无优劣之分。产生优劣之分的是我们的内心喜好，实际所谓的优劣判断并不真实，也没有任何意义；

2、财富管理工具的优劣，是在选择中产生的。家族根据自己条件和要求最终选择的某一个工具对家族而言就是“优的”，没有选择的工具对这个家族而言就是“劣的”；

3、财富管理工具的优劣，实际上很多时候更是在运用中产生的。同样一种工具，同样的条件，同样的需求，同样的目标，不同的工具运用能力会产生“优”与“劣”，其实这与工具本身是无关的；

4、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财富管理工具才会产生优劣之分，机构有机构的基因、偏好、目标、选择与判断；家族有家族的条件、诉求、目标、选择与判断。优劣是一种价值判断，一定是有立场的；

5、就特定目标的实现而言，工具确有优劣之分的，对特定目标可能某些工具根本无法实现，对特定目标不同工具的实现能力也有先天的制度差异，这个时候工具优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作出必要判断是必须的；

6、如果从家族（企业）通过顶层结构设计实现保护、管理与传承的整体目标出发，结构性工具就变成了必备的、基础性的工具，而且这个时候是多种结构性工具的系统运用。此时结构性工具一定是“优的”，是主导的。